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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不行。”我低声，“龙灯节前，都不行。”停顿一瞬，我说，“在外面，注意影响。”

    他笑了声，“现在晓得影响不好了，上午在办公室当众撒泼的人是谁。”

    我没吭声，跟着他回到办公室。

    反复琢磨着蔡老先生那番话，这篇土地制度的文章要慎重发表。它可能会引起巨大的社会效应，毕竟关乎大多数人的利益。

    越是慎重，越是不晓得这篇文章写得怎么样。

    我捧着新写的文章，徘徊，“宁乾洲，你能帮忙看看我新写的文章吗。”

    “你能给我什么。”

    “我什么都给不了你。”

    他说，“施微，你不能既要，又要，还要。”

    既想保全自己，又不想付出，还想无休止索取。

    我定定看着他，“宁乾洲，你可以放我离开的，我什么都不问你要。”

    “你大胆要。”宁乾洲像是没听见，“但你也要舍得给。”

    他拿过我的文章看了眼，眉头便皱一把，拿起钢笔，亲自帮我充实内容。

    似是觉得我写得太空了，他一条条具体细化。

    “这类文章，光有思想是不够的。”宁乾洲语气寻常，“需要看到可行性。”

    “我找到了大量理论支撑，可我缺乏实践基础，所以可行性这一块薄弱，显得纸上谈兵。”我认真跟他剖析我的问题所在，像是学生虔诚地想要老师因材施教的指导。

    因为我想要进步，想要理论武装头脑，却又不脱离实际，能把自己的想法落实下去。

    “这就需要基层经验。”

    我看着他补充的内容，疑惑，“宁乾洲，你怎么这么了解土地变革的症结？还把改革举措写得这么详细？政府介入回收土地……”

    宁乾洲笔尖顿了一下。

    这若不是在脑海里回旋过无数次的想法，他怎么能一眼看到底，还能写得这么流畅具体？

    我说，“你是不是早有这个想法了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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